| 潘昌煦集（第二編） | 文集 |
漢儒編輯禮記自大小二戴外復有幾家試詳攷之(1)
潘昌煦
《禮記》之傳，以大、小二戴爲最箸。二戴外，復有一家，曰慶普。普與二戴同師后蒼，傳今文《禮》。《漢・儒林傳》后倉曲臺記授聞人通漢及二戴、慶普，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戴聖傳《禮》四十九篇。慶氏所傳《禮》各書竝未詳其篇目。攷《後漢・儒林傳》，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襃，襃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于世。則慶氏編輯《禮記》篇數與小戴同，其文自有出入。此慶普一家與二戴同時，皆傳今文《禮》。
而編輯《禮記》者也，其編古文《禮記》者，二戴外復有二家，一曰河間獻王。《漢書・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則獻王所得《禮記》乃古文《記》，與二戴禮記有別。《志》云：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宮》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則其所輯《禮記》異於二戴可知。《禮樂志》稱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其篇名可攷者，有《樂元》，語見《食貨志》注；有《古辟雍記》，見《後漢・張純傳》。此河間獻王一家編輯古文《禮記》，而在二戴外者也。一曰劉向。向所校書，著爲《別錄》，其編輯《禮記》，各以類聚，有制度、子法、世子法、吉事、吉禮、喪服、祭祀通論、明堂陰陽、樂記諸目，具見鄭君目錄。若曲禮、王制、禮器、少儀、深衣屬制度，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投壺屬吉禮，月令、明堂位屬明堂陰陽，歷歷可攷。據此，則向所編輯，與二戴迥別。《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篇數既異，而〈喪服四制〉，鄭目錄云：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正義曰：《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則劉向所見古文，但稱〈喪服〉，無四制二字，是其篇名又異也。此劉向一家亦輯古文《禮記》，而在二戴外者也。
其餘若叔孫通編輯《儀禮》十六篇，與《漢儀》十二篇異。《漢儀》見《曹襃傳》。《儀禮》十六篇見王充《論衡》。此與十七篇迥異，蓋本謂之《禮記》者也。張揖上廣雅表，云：周公制禮，箸《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然則《記》有《爾雅》，不始於大戴。叔孫輯《禮》，已置《記》中，玩張表撰置二字可見，此通輯《禮記》之明證。若景鸞亦輯《禮記》，《後漢・儒林傳》云：鸞，字漢伯，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其書雖不傳，而其名既異，其異於二戴又可知。
若盧植爲《禮記解詁》(2)，頗有分合。《舊唐書・元行沖傳》著釋疑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新唐書・儒學傳》下云：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與範書盧植傳植上書所云，少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云云，情事正合。則盧植編輯《禮記》，本諸馬融，而其篇數又異於小戴者矣。若孫炎改編舊記，以類相比，見《唐會要》。元行沖《釋疑》曰：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元義，乃易前編(3)。張說又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竝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4)。然則孫炎生當漢季，雖傳鄭學，而改易篇第，實不同於戴記。
蓋自盧植剙爲分合，而炎復繼之，初不自炎始也。是則叔孫通、景鸞二家，亦皆編輯《禮記》，而在大、小二戴外者也。而盧植、孫炎二家，雖不離乎小戴，而重爲編輯，亦不囿於二戴者也。合前今文一家，古文二家，二戴之外，凡有七家，而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隋志》之不足信者，不與焉。
(1) 注：引自[清]黃以周編 《南菁文鈔二集》，1894年。 [返回標注點]
(2) 注：此處標注有：名見《東漢會要》十二。 [返回標注點]
(3) 注：此處標注有：《舊唐書・元行沖傳》。 [返回標注點]
(4) 注：此處標注有：《新唐書儒學傳》下舊書云：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 [返回標注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