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思活动之结果，即可为刑事诉讼法上完全之行为。关于此点无论公诉私诉亦不区别此，所以，民事诉讼法上之无能力者不禁其为私诉之诉讼行为也。

  刑事诉讼行为许代理与否，此在审判衙门及检察官不生问题，当专就私人之诉讼行为而研究之者也。又法定代理人得以辅佐人之资格而为诉讼行为亦不生问题，所研究者又在任意代理民事诉讼以容许任意代理为原则，而刑事诉讼则否盖实体的发见真实主义于被告人自为辩护行为最所希望，故如甲被告人代理乙被告人声明上诉，非刑诉法则之所许，但对此原则不能不有例外，如（一）辩护关係之存在；（二）告诉告发之委任；（三）罚金以下被告事件公判之出庭；（四）上告裁判所辩论；（五）临检搜索物件扣押之莅场。凡此五者，辩护人或法律上代理人并非独立为其诉讼行为。不过代被告人实行其所有之权利而已。诉讼物体之刑罚权不生抛弃与否之问题，原告检察官乃实行公诉权者，于诉讼上之权利亦不能贸然抛弃，故论得为抛弃与否之问题，亦惟专属于被告人及第三者关于诉讼上之权利而已。被告人及第三者关于此一问题，从一般之理论，当然採积极说，盖抛弃之观念与权利之在公法上性质无所冲突故也。例如，任意辩护之权利、受传唤之权利、留保传唤期间及犹豫期间之权利，又事实及关于适用法律之辩论权证言或鑑定之拒绝权等，凡此皆解释为得以抛弃宁非至当，虽然若为法律所明示默示禁止之场合，被告人及第三者不许抛弃固不待言，例如，强制辩护，又如证据调查一旦基于请求而为证据决定后，虽为抛弃于诉讼上不生影响是也。

  至于和解，检察官与被告人绝不生此问题，惟被告人与第三者之间，或亦为之然，非可直接发生效力，不过，基于和解而为，权利之抛弃而已。例如，因此而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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