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記錄了筆者對《芯廬遺集》的編輯者是誰這個問題的推演過程。

《芯廬遺集》無疑是潘昌煦先生（以下簡稱先生）的詩詞遺作，只是這本冊子究竟誰是編輯者？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自2019年開始研究先生事跡以來，至今已有數次認知上的改變。

2019年，當筆者開始閲讀《芯廬遺集》時，從顧廷龍所作《芯廬遺集》的跋文中，獲知《芯廬遺集》出版時的一些資訊：「丁亥六月，往訪先生，時年已逾古稀，而精神矍鑠，丰采依舊，為題先世圖卷並貽書扇。龍即請先生整理著述，以昭來學。許之，曰：暇當錄成清本，授子保存於圖書館中，此後竟無重晤之緣。……。去冬，陸尹甫丈枉顧，出示先生遺集，並謂華夫人與銘紫昆仲屬謀墨版，分貽親朋，知龍與潘君景鄭夙在先生獎掖之列，委以校字之役，後生有責，其何敢辭。展誦遺稿，《詩存》七卷，《詞存》一卷，皆晚年所掇拾者。……尹甫丈屬繫數語，校讀既竟，率書往事於簡末，達園舊夢，猶依稀搕樽相對時也。」因爲1947年顧廷龍請先生「整理著述，以昭來學。」先生已答應，故此認爲《芯廬遺集》爲先生所整理的遺作。當然，該作的參與者應包括文中所提陸鴻吉、先生夫人華氏、潘銘紫、潘承埏、顧廷龍和潘景鄭。

2020年，當筆者閲讀了《李超瓊日記》之後，起了寫作《潘昌煦年譜》的念頭，自然就會對《芯廬遺集》進行深入研究，其中，就包括先生每一首詩詞的創作時間的研究。結果很快就發現《芯廬遺集》中的部分詩歌並不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從而認爲《芯廬遺集》並不完全是由先生整理編輯的，這個編輯者另有其人。因陸鴻吉（尹甫）是先生的摯友，又是清末秀才，又同時期同在日本留學，又同時期同在北京爲官，回鄉後一直與先生來往密切，故筆者認爲《芯廬遺集》的編輯者是陸鴻吉，且在2022年刊行的《潘昌煦年譜》初編與《潘昌煦集》初編中都將《芯廬遺集》的編輯者標注是陸鴻吉。

2024年夏，筆者參透先生所作詩〈病囈四首〉和〈病態〉的創作時間，從而認定先生夫人華氏事實上沒有參與《芯廬遺集》的編輯。

2025年冬，筆者有幸閲讀沈津的新作《顧廷龍年譜長編》，該書示出了1963年陸鴻吉因《芯廬遺集》出版編校之事，而與顧廷龍聯絡的信件，共5封。由這五封信件可知，陸鴻吉只承擔了《芯廬遺集》校對工作，並爲《芯廬遺集》出版找到顧廷龍和潘景鄭。且陸鴻吉在1963年6月16日給顧廷龍的信中明確指出：「由老詩詞愈老愈工，從少年到晚歲，計分七集，遺稿由芯公手自選定，復由兄删去了一些，定名爲《芯廬詩詞集》，……。」則表明《芯廬遺集》確實是先生所編定的。

由此，筆者不得不重新調整《潘昌煦集》第二編中詩集的編排次序，以適應最新的變化。然而，一邊修改《潘昌煦集》第二編，一邊腦海裏兩種聲音不斷打架，一個聲音是：「《芯廬遺集》的編輯者怎麽可能是先生呢，糊塗蛋！……。」另一個聲音在說：「傻瓜！陸老爺子都說是啦，還想逞能……。」以致筆者不得不放下工作，必須想辦法先解決這個矛盾的問題，不然，如何還能開心地玩耍……哈。恰逢春節到了，筆者遂躲進陋室，開啓閉關修煉模式。

經過一個來月的閉關深度思考，最終得出的結論如下：
1947年夏，當顧廷龍請先生整理著述之後，先生確實有花時間整理詩詞手稿，或許有可能還編排了少量的詩歌，即《芯廬遺集》中焚餘集的前几首詩；亦或許就根本沒有編排的動作。
先生去世後，《芯廬遺集》的編輯者並非上面所提及的陸鴻吉、先生夫人華氏，而是另有其人，且大概率是潘氏後人。究竟是何人？筆者目前僅有猜測，尚無法證實。

以下是筆者近一個月思考的詳細記錄。
在閉關之前，筆者其實已基本完成《潘昌煦集》第二編的編輯了。因爲2022年後，筆者花了非常多的時間研讀《芯廬遺集》，試圖找出更多詩詞的創作時間。筆者運氣太好，趕上好時代，海量的歷史文獻可以供人隨意瀏覽，又有各種强大工具加持，所以，得以解開《芯廬遺集》中相當一部分詩詞的創作時間等。又從《顧廷龍年譜長編》獲得陸鴻吉爲《芯廬遺集》的校對出版之事務與顧廷龍聯絡的信件。這些都構成此次深度思考的基礎。又因爲《芯廬遺集》中的芯廬詞存比較清晰，故此次思考的重點僅在芯廬詩存。

閉關後，筆者首先想到就是，之前都是在《潘昌煦集》按時間順序編排詩詞。這次何不在《芯廬遺集》的目錄上標注下每首詩歌的創作時間呢？好主意呀！立刻行動。一通忙乎下來，終於按《芯廬遺集》的目錄上所列的詩歌標注出其創作時間，構造出如本文附錄中所列的詩歌名與創作時間的對照表。

然後，就是關於《芯廬遺集》的芯廬詩存的結構，芯廬詩存共分七集，分別是焚餘集、覉旅集、客授集、倦遊集、淪陷集、應酬集和豹皮集。筆者之前認爲除了應酬集外，其它六集是有明顯的時間間隔的。焚餘集(1902-1911年)、覉旅集（1912-1927年）、客授集（1928-1933年7月）、倦遊集（1933年8月-1937年）、淪陷集（1938-1945年）、豹皮集（1946-1955年）。

接下來辯思開始。

認爲先生是《芯廬遺集》的編輯者的理由：
1. 1963年6月16日，陸鴻吉致顧廷龍的信函

前奉復書并附到王勝老行狀一份，均經收悉。以潘稿尚未抄齊，致稽作復爲歉。兹潘稿已由友人抄齊送來，紙質粗糙，抄手亦不佳，錯訛很多，雖經校正不少，但恐尚有疏漏之處，刊印時還須重校。該項抄本共計七册，已於今日包裹由郵徑寄府上，因恐館中人多，或有遺誤，書到後應如何付印，統祈察酌辦理。序文已面懇紹虞弟大筆一揮，目録正在編製中，竣事後當即補寄。由老詩詞愈老愈工，從少年到晚歲，計分七集，遺稿由芯公手自選定，復由兄删去了一些，定名爲《芯廬詩詞集》，内中有好幾首詩與足下有關，也有與我兄弟有關的，我們應當爲由老努力完成其事，想左右亦必以爲然也。如需費用，請隨時函告，以便向潘宅接洽。

認爲先生不是《芯廬遺集》的編輯者的理由：
1. 反證法。假定先生是《芯廬遺集》的編輯者，從本文附錄所列的對照表可知，創作時間如此混亂的排序，則不妨大膽放肆地推定，當時作爲這些詩歌作者的先生定是處於失去清醒之狀態。然而，事實卻是，先生五十出頭就已經戒酒，且從《芯廬遺集》和《芯廬遺墨》可知，1947年後，先生不但能寫詩詞，還能作文。甚至直到病臥在家，仍能作詩，直到82嵗高齡仍爲好友單鎮寫祝壽詩。據陸承曜女士〈憶潘昌煦先生〉所述，先生在最後彌留之際仍能喚出她的名字，則説明先生晚年大腦一直是清醒的，那如果真是他編輯的《芯廬遺集》話，是不可能出現本文附表中的如此多詩歌時序混亂的情形的。由此，可以認爲假定是不成立的。

2. 還有一個不支持先生爲《芯廬遺集》的編輯者的證據點，就是芯廬詩存的應酬集。細考應酬集中的詩歌，基本上是先生晚年爲朋友的題作，那如果先生晚年開始編輯《芯廬遺集》，則這些題作的創作時間應很容易回憶起來的，斷不應另搞出個時間段不甚清晰的應酬集出來。且考察應酬集中的詩〈贈陸棣威（鴻儀）即為其七十壽〉、〈壽張仲仁（一麐）七十〉、〈李慕陶以遼瀋諸作見示賦以奉答〉。其中，陸鴻儀(棣威)、李侃（慕陶）均是先生的同門兄弟加摯友，而張一麐（仲仁）亦是先生的好友，更是在1937年一起共患過難的。故將這三首詩放在應酬集，感覺實在不妥。而〈贈吳寶恒（晉生）〉一詩出現在應酬集亦是不妥，因爲吳晉生（寶恒）是先生在燕京大學的學生，可以算是得意門生之一吧。由此，可以認爲《芯廬遺集》的編輯者並不是先生，而是另有其人。該編輯者將所有無法考證創作時間的詩歌打包放至應酬集而已。該行爲與筆者在《潘昌煦集》初編時將無法知道創作時間的詩歌一倂放置詩集的尾部是一致的，均是無可奈何之舉，哈。

3. 關於1963年6月16日陸鴻吉致顧廷龍的信函中所提「由老詩詞愈老愈工，從少年到晚歲，計分七集，遺稿由芯公手自選定，復由兄删去了一些，定名爲《芯廬詩詞集》，……。」實際上，可以有另一種解釋。假設潘家後人是《芯廬遺集》的編輯者，因爲某些原因或者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原因，他不願意在《芯廬遺集》上署名，那潘家交給陸鴻吉時，是可以說是先生所爲的話的。而陸鴻吉看過稿件自然不認爲是先生所爲，因爲筆跡不對，詩歌的編排次序不對，他是清末秀才，估計看第一遍他就清楚不是先生所爲。但陸鴻吉依然樂意協助校對和出版，原因自然是他並不在意誰是《芯廬遺集》的編輯者，正如信中所述，他在意的是書能盡快刊印，因爲該冊子是屬於鄉邦文獻，且裏面的内容與其兄弟都有關聯。而當稿件送到顧廷龍和潘景鄭處時，應與陸鴻吉的反應是一樣的，因爲那時他們已是見多識廣的大家。最終只是建議將冊子更名爲《芯廬遺集》，並參與了校對等而已。

綜合以上論述，應可以認爲《芯廬遺集》的編輯者另有其人。

也是因爲筆者按《芯廬遺集》的目錄製作出了詩歌與創作時間對照表，故得以分析該編輯者所表現出來的一些行爲特徵。

首先，因爲先生留下的詩歌原稿有相當部分是標記有創作時間，且即使未標注日期，先生的原詩稿多存有跋文或序文等，對判斷詩歌的創作時間亦有幫助。故該編輯者實際上已經將大部分詩歌按時間排列好了。那些不能判斷出創作時間的詩歌，也集中放在應酬集中。唯一遺憾的是，在芯廬詩存中，他未將詩歌的創作時間標注出來而已。

其次，該編輯者顯然對干支紀年法不敏感，以致部分詩歌的排位出現差錯。例如〈戊午人日潘菊墅侶虞昆季約集社友讌於元都觀方丈限韻賦詩〉、〈己卯元旦試筆〉等。考慮到舊時文人標注創作時間一般均用的是干支紀年法，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故不能不認爲即使先生標注了創作時間，仍有可能被放錯分類的情況。因此，筆者在《潘昌煦集》第二編中，實際上只需將這部分出錯的詩歌重新調整位置，對於那些筆者無法判斷創作時間的詩歌，仍然按該編輯者的排列順序編排即可。至於應酬集中筆者無法判斷創作時間的詩歌，將全部集中在1949年末尾，因爲應酬集中的詩歌多是先生爲朋友的題詩，絕大多數應該創作於1939年至1949年間。

第三，該編輯者對於焚餘集的時間段的劃分與筆者有顯著不同。從對照表可知，該編輯者將焚餘集的時間段設置爲1918年及以前，又考慮到1919年至1920年，先生在丁母憂中，應不會有詩文產出，遂其定義的焚餘集時間段仍有可能擴大，而取決於覉旅集的第一首〈壽馮師母七十〉的創作時間。然該創作時間不詳。而筆者將焚餘集的時間段設置爲1912年1月1日之前。即表明該編輯者確認的先生詩稿被焚燒的時間點在1918年或之後，而筆者認爲的被焚燒的時間點是1904年。因爲兩者不同，筆者不得不重新審視當初的思路，最後確認筆者認爲的被焚燒的時間點缺乏直接證據，明顯是主觀推斷，雖然筆者目前仍持該觀點，但已顯然不能寫入《潘昌煦集》第二編和《潘昌煦年譜》第二編了。

也是因爲發現該編輯者認爲的先生詩稿被焚毀的時間點與筆者認爲的不一致，所以，先生是否參與《芯廬遺集》的編輯，也變爲不確定。因爲之前筆者認爲先生詩稿被焚毀的時間是1904年，則到了1947年後，知道這事的人自然只有先生自己。那《芯廬遺集》的焚餘集自然是先生所定，並參與了焚餘集頭几首詩歌的編排。但如果按該編輯者的認知，則先生詩歌被焚毀的時間在1918年或之後，則至少先生夫人華氏、潘銘紫和潘承埏都是很可能知道的。故無法判定焚餘集是否爲先生所定，也就無法判定先生是否參與編輯《芯廬遺集》開頭的一部分了。

以上就是筆者近一個月的閉關修煉所獲。

那《芯廬遺集》的編輯者究竟是誰呢？

在本文結束前，作個預告：《潘昌煦集》第二編將於2026年6月即下個月上綫。

參考文獻

1. 潘昌煦著，佚名編 《芯廬遺集》，吳縣潘氏印行，1963年。
2. 潘昌煦著，玩喵編 《潘昌煦集》 初編， campuswan.com, 2022年11月。
3. 詩詞篇--潘昌煦詩《病囈四首》《病態》解讀
4. 陸鴻吉與《芯廬遺集》

附錄：《芯廬遺集》中，詩歌與創作時間對照表。

卷一 焚餘集

卷二 覉旅集

卷三 客授集

卷四 倦遊集

卷五 淪陷集

卷六 應酬集

卷七 豹皮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