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记录了笔者对《芯庐遗集》的编辑者是谁这个问题的推演过程。

  《芯庐遗集》无疑是潘昌煦先生（以下简称先生）的诗词遗作，只是这本册子究竟谁是编辑者？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自2019年开始研究先生事迹以来，至今已有数次认知上的改变。

  2019年，当笔者开始阅读《芯庐遗集》时，从顾廷龙所作《芯庐遗集》的跋文中，获知《芯庐遗集》出版时的一些信息：“丁亥六月，往访先生，时年已逾古稀，而精神矍铄，丰采依旧，为题先世图卷并贻书扇。龙即请先生整理著述，以昭来学。许之，曰：暇当录成清本，授子保存于图书馆中，此后竟无重晤之缘。……。去冬，陆尹甫丈枉顾，出示先生遗集，并谓华夫人与铭紫昆仲属谋墨版，分贻亲朋，知龙与潘君景郑夙在先生奖掖之列，委以校字之役，后生有责，其何敢辞。展诵遗稿，《诗存》七卷，《词存》一卷，皆晚年所掇拾者。……尹甫丈属系数语，校读既竟，率书往事于简末，达园旧梦，犹依稀搕樽相对时也。”因为1947年顾廷龙请先生“整理著述，以昭来学。”先生已答应，故此认为《芯庐遗集》为先生所整理的遗作。当然，该作的参与者应包括文中所提陆鸿吉、先生夫人华氏、潘铭紫、潘承埏、顾廷龙和潘景郑。

  2020年，当笔者阅读了《李超琼日记》之后，起了写作《潘昌煦年谱》的念头，自然就会对《芯庐遗集》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就包括先生每一首诗词的创作时间的研究。结果很快就发现《芯庐遗集》中的部分诗歌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从而认为《芯庐遗集》并不完全是由先生整理编辑的，这个编辑者另有其人。因陆鸿吉（尹甫）是先生的挚友，又是清末秀才，又同时期同在日本留学，又同时期同在北京为官，回乡后一直与先生来往密切，故笔者认为《芯庐遗集》的编辑者是陆鸿吉，且在2022年刊行的《潘昌煦年谱》初编与《潘昌煦集》初编中都将《芯庐遗集》的编辑者标注是陆鸿吉。

  2024年夏，笔者参透先生所作诗〈病呓四首〉和〈病态〉的创作时间，从而认定先生夫人华氏事实上没有参与《芯庐遗集》的编辑。

  2025年冬，笔者有幸阅读沈津的新作《顾廷龙年谱长编》，该书示出了1963年陆鸿吉因《芯庐遗集》出版编校之事，而与顾廷龙联络的信件，共5封。由这五封信件可知，陆鸿吉只承担了《芯庐遗集》校对工作，并为《芯庐遗集》出版找到顾廷龙和潘景郑。且陆鸿吉在1963年6月16日给顾廷龙的信中明确指出：“由老诗词愈老愈工，从少年到晚岁，计分七集，遗稿由芯公手自选定，复由兄删去了一些，定名为《芯庐诗词集》，……。”则表明《芯庐遗集》确实是先生所编定的。

  由此，笔者不得不重新调整《潘昌煦集》第二编中诗集的编排次序，以适应最新的变化。然而，一边修改《潘昌煦集》第二编，一边脑海里两种声音不断打架，一个声音是：“《芯庐遗集》的编辑者怎么可能是先生呢，胡涂蛋！……。”另一个声音在说：“傻瓜！陆老爷子都说是啦，还想逞能……。”以致笔者不得不放下工作，必须想办法先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不然，如何还能开心地玩耍……哈。恰逢春节到了，笔者遂躲进陋室，开启闭关修炼模式。

  经过一个来月的闭关深度思考，最终得出的结论如下：
  1947年夏，当顾廷龙请先生整理著述之后，先生确实有花时间整理诗词手稿，或许有可能还编排了少量的诗歌，即《芯庐遗集》中焚余集的前几首诗；亦或许就根本没有编排的动作。
  先生去世后，《芯庐遗集》的编辑者并非上面所提及的陆鸿吉、先生夫人华氏，而是另有其人，且大概率是潘氏后人。究竟是何人？笔者目前仅有猜测，尚无法证实。

  以下是笔者近一个月思考的详细记录。
  在闭关之前，笔者其实已基本完成《潘昌煦集》第二编的编辑了。因为2022年后，笔者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研读《芯庐遗集》，试图找出更多诗词的创作时间。笔者运气太好，赶上好时代，海量的历史文献可以供人随意浏览，又有各种强大工具加持，所以，得以解开《芯庐遗集》中相当一部分诗词的创作时间等。又从《顾廷龙年谱长编》获得陆鸿吉为《芯庐遗集》的校对出版之事务与顾廷龙联络的信件。这些都构成此次深度思考的基础。又因为《芯庐遗集》中的芯庐词存比较清晰，故此次思考的重点仅在芯庐诗存。

  闭关后，笔者首先想到就是，之前都是在《潘昌煦集》按时间顺序编排诗词。这次何不在《芯庐遗集》的目录上标注下每首诗歌的创作时间呢？好主意呀！立刻行动。一通忙乎下来，终于按《芯庐遗集》的目录上所列的诗歌标注出其创作时间，构造出如本文附录中所列的诗歌名与创作时间的对照表。

  然后，就是关于《芯庐遗集》的芯庐诗存的结构，芯庐诗存共分七集，分别是焚余集、覉旅集、客授集、倦游集、沦陷集、应酬集和豹皮集。笔者之前认为除了应酬集外，其它六集是有明显的时间间隔的。焚余集(1902-1911年)、覉旅集（1912-1927年）、客授集（1928-1933年7月）、倦游集（1933年8月-1937年）、沦陷集（1938-1945年）、豹皮集（1946-1955年）。

  接下来辩思开始。

  认为先生是《芯庐遗集》的编辑者的理由：
  1. 1963年6月16日，陆鸿吉致顾廷龙的信函

  前奉复书并附到王胜老行状一份，均经收悉。以潘稿尚未抄齐，致稽作复为歉。兹潘稿已由友人抄齐送来，纸质粗糙，抄手亦不佳，错讹很多，虽经校正不少，但恐尚有疏漏之处，刊印时还须重校。该项抄本共计七册，已于今日包裹由邮径寄府上，因恐馆中人多，或有遗误，书到后应如何付印，统祈察酌办理。序文已面恳绍虞弟大笔一挥，目録正在编制中，竣事后当即补寄。由老诗词愈老愈工，从少年到晚岁，计分七集，遗稿由芯公手自选定，复由兄删去了一些，定名为《芯庐诗词集》，内中有好几首诗与足下有关，也有与我兄弟有关的，我们应当为由老努力完成其事，想左右亦必以为然也。如需费用，请随时函告，以便向潘宅接洽。

  认为先生不是《芯庐遗集》的编辑者的理由：
  1. 反证法。假定先生是《芯庐遗集》的编辑者，从本文附录所列的对照表可知，创作时间如此混乱的排序，则不妨大胆放肆地推定，当时作为这些诗歌作者的先生定是处于失去清醒之状态。然而，事实却是，先生五十出头就已经戒酒，且从《芯庐遗集》和《芯庐遗墨》可知，1947年后，先生不但能写诗词，还能作文。甚至直到病卧在家，仍能作诗，直到82岁高龄仍为好友单镇写祝寿诗。据陆承曜女士〈忆潘昌煦先生〉所述，先生在最后弥留之际仍能唤出她的名字，则说明先生晚年大脑一直是清醒的，那如果真是他编辑的《芯庐遗集》话，是不可能出现本文附表中的如此多诗歌时序混乱的情形的。由此，可以认为假定是不成立的。

  2. 还有一个不支持先生为《芯庐遗集》的编辑者的证据点，就是芯庐诗存的应酬集。细考应酬集中的诗歌，基本上是先生晚年为朋友的题作，那如果先生晚年开始编辑《芯庐遗集》，则这些题作的创作时间应很容易回忆起来的，断不应另搞出个时间段不甚清晰的应酬集出来。且考察应酬集中的诗〈赠陆棣威（鸿仪）即为其七十寿〉、〈寿张仲仁（一麐）七十〉、〈李慕陶以辽渖诸作见示赋以奉答〉。其中，陆鸿仪(棣威)、李侃（慕陶）均是先生的同门兄弟加挚友，而张一麐（仲仁）亦是先生的好友，更是在1937年一起共患过难的。故将这三首诗放在应酬集，感觉实在不妥。而〈赠吴宝恒（晋生）〉一诗出现在应酬集亦是不妥，因为吴晋生（宝恒）是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可以算是得意门生之一吧。由此，可以认为《芯庐遗集》的编辑者并不是先生，而是另有其人。该编辑者将所有无法考证创作时间的诗歌打包放至应酬集而已。该行为与笔者在《潘昌煦集》初编时将无法知道创作时间的诗歌一倂放置诗集的尾部是一致的，均是无可奈何之举，哈。

  3. 关于1963年6月16日陆鸿吉致顾廷龙的信函中所提「由老诗词愈老愈工，从少年到晚岁，计分七集，遗稿由芯公手自选定，复由兄删去了一些，定名为《芯庐诗词集》，……。」实际上，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假设潘家后人是《芯庐遗集》的编辑者，因为某些原因或者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原因，他不愿意在《芯庐遗集》上署名，那潘家交给陆鸿吉时，是可以说是先生所为的话的。而陆鸿吉看过稿件自然不认为是先生所为，因为笔迹不对，诗歌的编排次序不对，他是清末秀才，估计看第一遍他就清楚不是先生所为。但陆鸿吉依然乐意协助校对和出版，原因自然是他并不在意谁是《芯庐遗集》的编辑者，正如信中所述，他在意的是书能尽快刊印，因为该册子是属于乡邦文献，且里面的内容与其兄弟都有关联。而当稿件送到顾廷龙和潘景郑处时，应与陆鸿吉的反应是一样的，因为那时他们已是见多识广的大家。最终只是建议将册子更名为《芯庐遗集》，并参与了校对等而已。

  综合以上论述，应可以认为《芯庐遗集》的编辑者另有其人。

  也是因为笔者按《芯庐遗集》的目录制作出了诗歌与创作时间对照表，故得以分析该编辑者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特征。

  首先，因为先生留下的诗歌有相当部分是标记有创作时间，且即使未标注日期，先生的原诗稿多存有跋文或序文等，对判断诗歌的创作时间亦有帮助。故该编辑者实际上已经将大部分诗歌按时间排列好了。那些不能判断出创作时间的诗歌，也集中放在应酬集中。唯一遗憾的是，在芯庐诗存中，他未将诗歌的创作时间标注出来而已。

  其次，该编辑者显然对干支纪年法不敏感，以致部分诗歌的排位出现差错。例如〈戊午人日潘菊墅侣虞昆季约集社友燕于元都观方丈限韵赋诗〉、〈己卯元旦试笔〉等。考虑到旧时文人标注创作时间一般均用的是干支纪年法，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故不能不认为即使先生标注了创作时间，仍有可能被放错分类的情况。因此，笔者在《潘昌煦集》第二编中，实际上只需将这部分出错的诗歌重新调整位置，对于那些笔者无法判断创作时间的诗歌，仍然按该编辑者的排列顺序编排即可。至于应酬集中笔者无法判断创作时间的诗歌，将全部集中在1949年末尾，因为应酬集中的诗歌多是先生为朋友的题诗，绝大多数应该创作于1939年至1949年间。

  第三，该编辑者对于焚余集的时间段的划分与笔者有显著不同。从对照表可知，该编辑者将焚余集的时间段设置为1918年及以前，又考虑到1919年至1920年，先生在丁母忧中，应不会有诗文产出，遂其定义的焚余集时间段仍有可能扩大，而取决于覉旅集的第一首〈寿冯师母七十〉的创作时间。然该创作时间不详。而笔者将焚余集的时间段设置为1912年1月1日之前。即表明该编辑者确认的先生诗稿被焚烧的时间点在1918年或之后，而笔者认为的被焚烧的时间点是1904年。因为两者不同，笔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初的思路，最后确认笔者认为的被焚烧的时间点缺乏直接证据，明显是主观推断，虽然笔者目前仍持该观点，但已显然不能写入《潘昌煦集》第二编和《潘昌煦年谱》第二编了。

  也是因为发现该编辑者认为的先生诗稿被焚毁的时间点与笔者认为的不一致，所以，先生是否参与《芯庐遗集》的编辑，也变为不确定。因为之前笔者认为先生诗稿被焚毁的时间是1904年，则到了1947年后，知道这事的人自然只有先生自己。那《芯庐遗集》的焚余集自然是先生所定，并参与了焚余集头几首诗歌的编排。但如果按该编辑者的认知，则先生诗歌被焚毁的时间在1918年或之后，则至少先生夫人华氏、潘铭紫和潘承埏都是很可能知道的。故无法判定焚余集是否为先生所定，也就无法判定先生是否参与编辑《芯庐遗集》开头的一部分了。

  以上就是笔者近一个月的闭关修炼所获。

  那《芯庐遗集》的编辑者究竟是谁呢？

  在本文结束前，作个预告：《潘昌煦集》第二编将于2026年6月即下个月上线。

  参考文献

  1. 潘昌煦著，佚名编 《芯庐遗集》，吴县潘氏印行，1963年。
  2. 潘昌煦著，玩喵编 《潘昌煦集》 初编， campuswan.com, 2022年11月。
  3. 诗词篇--潘昌煦诗《病呓四首》《病态》解读
  4. 陆鸿吉与《芯庐遗集》

  附录：《芯庐遗集》中，诗歌与创作时间对照表。

  卷一 焚余集

  卷二 覉旅集

  卷三 客授集

  卷四 倦游集

  卷五 沦陷集

  卷六 应酬集

  卷七 豹皮集